第九章  跋涉千里 (第2/2页)

两个女人直起腰，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慢慢走上田埂。老汉指了指陆建设，跟她们说：“这后生收棉的，一个月要三千斤。”年长的妇女看了陆建设一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警惕。年轻的姑娘没看陆建设，低着头拿水壶喝水，喝完又用手背抹了抹嘴。
　　
　　“我姓姜，姜有田。”老汉说，“这片棉田就是我种的。你有什么话，说吧。”
　　
　　陆建设没有急着谈价格。他在田埂上蹲下来，跟姜有田面对面，先问了一堆种棉花的细节——种的是什么品种、一亩地产多少斤籽棉、皮棉出率是多少、今年霜期什么时候来、收成受没受影响。这些问题是他从师父笔记里学的，也有的是来的路上在长途汽车上听邻座的人聊天记住的。姜有田一一作答，越答越来劲——这些东西平时没人问，棉贩子来了就问“什么价”，根本不关心棉花怎么种的、长得好不好。
　　
　　“你这棉花品种不错，”陆建设伸手从旁边一棵棉株上摘了一朵棉絮，放在手心里，三指一捻，“纤维长，弹性好，杂质少。二十一支经线用的纱，这个棉应该没问题。”
　　
　　姜有田的眉毛挑了一下。他种了二十年棉花，跟无数棉贩子打过交道，但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什么“二十一支经线”。他的棉花最后拿去纺了多少支的纱，他从来不知道，也不关心。眼前这个年轻后生说的是纺织术语，他在用下游生产者的眼光评价上游原料的品质。这意味着他是真正的用棉人，不是倒手的贩子。
　　
　　“你懂纺织？”姜有田问。
　　
　　“我在南边学过几年。现在自己开作坊，四台织布机，一个月出两百匹布。”
　　
　　姜有田点了点头，眼神里的那层戒备松动了一点。他不怕买主挑剔，就怕买主不懂。挑剔说明买主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跟这样的人做生意，价格谈得拢，品质有保障。不懂的买主才麻烦——不是嫌贵就是嫌孬，又给不了具体标准，最后生意做不成还落一肚子气。
　　
　　“小陆兄弟，你从哪儿来？”姜有田换了个称呼，语气比刚才亲近了几分。
　　
　　“红石县，柳沟村。坐了两天车。”
　　
　　“两天车来我们这收棉？”姜有田有些惊讶，“你们那边没有棉花？”
　　
　　“有。但中间商太多，价格贵，还不稳定。”陆建设直视着姜有田的眼睛，坦坦荡荡地说，“所以我想绕开中间商，直接从种棉花的人手里进货。价格可以比棉贩子的收购价高一点，让你们多挣一些；但同时比我从物资站进的价格低一点，让我也省一些。两边都划算。”
　　
　　姜有田把这话在心里嚼了嚼。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不只是道理的问题。他们这个村子离最近的棉贩子集散点只有十里路，这么多年了，棉农们习惯了收完棉花直接卖给贩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这样方便，不操心，虽然价格被压得低一些，但省了很多麻烦。现在一个外路人说要来收棉花，价格高一点是可以，但稳定吗？能长期收吗？会不会收了今年明年就不来了？
　　
　　“你说的这个长期，是多长？”姜有田问。
　　
　　“五年。”
　　
　　姜有田愣住了。五年？棉贩子从来不会跟棉农签五年的合同，他们连五个月的合同都不会签。棉花市场一年一个行情，价格起起伏伏像坐过山车，谁敢承诺五年的收购价？
　　
　　陆建设从怀里掏出自己手写的那份“棉花采购意向书”，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上面补了一行字：“本合同有效期五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内收购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运费由收购方承担。”他写完把纸递给姜有田。
　　
　　姜有田接过纸，眯着眼看了半天。他识字不多——上过两年小学，能认个百来字——但大致意思能看懂。最让他意外的是那句“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市场怎么变，陆建设给出的价格永远比棉贩子高。如果棉贩子压价压到三角，陆建设至少出三角一分；如果棉贩子涨到五角，陆建设也至少出五角一分。这个承诺对棉农来说是保底的定心丸。
　　
　　“你这个合同——”姜有田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个铅笔写的小数字，大约是陆建设算账时打的草稿，“是哪个单位出的？有公章吗？”
　　
　　“没有单位。是我自己写的。”陆建设坦然承认，“公章我也带了，是我自己刻的。”
　　
　　姜有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自己刻的章，自己写的合同——这在正规的商业规则里几乎等同于儿戏。但姜有田不是一个只认公章的人。他跟各种贩子打了二十年交道，公章造假的事他见得多了。有些贩子拿着印得漂漂亮亮的合同来，公章红得晃眼，结果棉花拉走了款子拖着不给，你找上门去人家说合同是假的，公章是萝卜刻的。反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坦坦荡荡地承认合同是自己写的、章是自己刻的，这份坦诚比任何一个红彤彤的假公章都让姜有田觉得靠谱。
　　
　　“这件事我一个人定不了，”姜有田把合同折好还给陆建设，“你得跟村里主事的人谈。”
　　
　　当天傍晚，姜有田领着陆建设去了村支书家。路上穿过村子的时候，姜有田走在前面，陆建设跟在后面，村里的狗冲着生人狂吠，几条半大的土狗追在他脚后跟后面叫，姜有田回头喝了一声，狗就散了。他推开了村支书家的院门，院门是用几块旧木板钉的，歪歪扭扭的，推开的时候咯吱咯吱响。村支书姓刘，叫刘长河，五十来岁，精瘦精瘦的，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冒出了白茬，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上去的，又深又直。他坐在院子里剥玉米，面前的竹筐里已经剥了半筐，玉米芯子堆在一旁，准备晒干了冬天烧炕。他看见姜有田领着一个生面孔进来，手上的动作没停，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们坐。
　　
　　姜有田把陆建设的来意说了——西边山里来的，办纺织作坊的，要长期收棉花，一个月三千斤起步。刘长河边听边剥玉米，手指头一掐一转，玉米粒哗啦啦地落在竹筐里。姜有田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恰好剥完一根玉米棒，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柴火堆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打量着陆建设，那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锐利，像是在拿尺子量你的骨头有几两几钱。
　　
　　“小伙子，”刘长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楚，“你一个人从几百里外跑过来，说要在我们村收五年棉花，你的本钱在哪里？你的厂子有多大？你的销路在哪里？”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硬。陆建设没有急着回答。他把蛇皮袋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东西。第一件是镇上供销社王德胜签的最近一批采购合同，盖了红章，上面列着陆记的供货品种、数量、单价；第二件是赵春山写来的最新一批订单，一百匹，白纸黑字；第三件是他自己记的一本账本的复印件——那是他从李会计的账本里摘出来的，上面记录着陆记最近三个月的收支流水：月产量二百匹，月流水四百块，净利润稳定在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之间。
　　
　　他把这三件东西摊在刘长河面前。
　　
　　“刘支书，我的厂子不大，四台半自动织布机，十二户家庭作坊，一个月产两百匹白坯布。我的销路分三块——供销社、县百货商店、贸易公司，三家稳定合作，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我的本钱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没有一分是借公家的。我这次来，带了采购款一百二十块，够先付一个月的棉花钱。”
　　
　　刘长河拿起那份供销社的合同看了又看。他当过多年支书，见过的文件比村里任何人都多，真章假章他一眼就能分辨。供销社的红章是真的，格式也是标准的——他每个月去供销社交公粮的底单上盖的就是这个章。他又拿起赵春山的订单，那张订单上没有公章，但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刘长河指着那个号码问陆建设：“这是谁？”
　　
　　“春山贸易公司的赵经理。他在周边三个县帮我铺了十几家销售点。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他。”
　　
　　刘长河没有打电话——村支书家的电话是手摇的，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打个长途得等半天。他把订单放下，又把那本账本复印件翻了翻。他不完全看得懂那些数字，但他看得懂一件事：陆建设的账目很仔细，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日期、有摘要、有金额，条目清清楚楚，不像是一个想捞一票就走的人能做出的事。
　　
　　“小陆，”刘长河把账本合上，看着陆建设的眼睛，“你从西边山里跑到这儿来收棉花，来回路上要好几天，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算过没有，这样直接找棉农收，比你从物资站买，一匹布的成本能降多少？”
　　
　　“大概两成。一匹布省四毛钱。”
　　
　　“四毛钱值得你跑这么远？”
　　
　　“一个月两百匹，一年两千多匹，省下来的钱够我再添两台机器。”陆建设说，“而且省下来的不只是钱。”
　　
　　“还有呢？”
　　
　　“还有不用看人脸色的自由。”
　　
　　刘长河安静了片刻。他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他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跟各种各样的上级、下级、平级打过交道，深深知道“看人脸色”这四个字的分量。有时候被人卡着脖子的感觉比被人砍一刀还难受，刀砍一下疼过就完了，脖子被人掐着，是持续不断的疼、持续不断的憋屈。这个年轻人宁愿跑几百里路去重新搭建一条供应链，也不愿意继续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这份血性让刘长河暗暗点了一下头。
　　
　　但欣赏归欣赏，他要替全村的棉农考虑。陆建设承诺的价格确实比棉贩子高，但他是外路人，万一收了棉花走了，明年不来了，棉农怎么办？棉贩子虽然给的价格低一些，但年年都来，渠道是稳定的。棉农们种棉花不像种粮食——粮食卖不出去自己还能吃，棉花不能吃，卖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絮。稳定比价格更重要。
　　
　　“你说的五年合同，”刘长河把合同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白纸黑字，按了手印。我可以帮你召开一个棉农代表会，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你的方案。大家表决，愿意跟你签的就签，不愿意的不勉强。”
　　
　　“行。”陆建设说。
　　
　　棉农代表会是第三天晚上开的。地点在村里的小学教室——一间土坯房，墙上刷着白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还留着白天老师写的算术题：123+456=？陆建设坐在讲台下面第一排的位置，面前是一张课桌，桌面上被人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笔画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刻的。教室里的条凳上坐了二十多个棉农代表，有的抽烟，有的嗑瓜子，有的交头接耳，嗡嗡嗡的说话声混在旱烟的烟雾里，把整间教室弄得像一口烧开的大锅。刘长河坐在讲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不急不缓地喝着茶。
　　
　　等人都到齐了，刘长河站起来压了压手，示意安静。教室里渐渐静下来，他把陆建设的来意简单介绍了一遍，然后把陆建设叫到讲台前，让他自己说。
　　
　　陆建设走上讲台，看着下面二十多双审视的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以前在深圳工地上修好那台德国搅拌机的时候围观的人更多。但那次他是凭技术说话，这次他要凭方案说话。技术是硬的，方案是软的，软的东西比硬的东西更难让人信服。
　　
　　他先从自己说起。他说他是陆守根的儿子，他爹用三袋红薯干换了一架破纺车，他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块刻着“陆记”的木板。他说他十五岁去南方学本事，在工地上搬过砖、在车间里学过艺、摸黑翻窗偷师、雨夜跪在泥水里接过电。他说他现在有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一个月产两百匹布，但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一个物资站的采购员对他说的一句“我没这个权限”。
　　
　　“乡亲们，”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但很稳，“我为什么要跑几百里路来你们这儿收棉花？因为我被人卡着脖子卡怕了。我不想再把陆记的命脉交到一个看不起我的人手里。你们也一样——你们被棉贩子压价压了多少年了？你们的棉花明明是好棉花，凭什么卖得比别的地方便宜？就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只能卖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教室里有人点头，有人抽烟的动作停顿了，有人把嗑了一半的瓜子壳搁在桌上，没有再磕下一颗。
　　
　　陆建设把合同的条款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第一条：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棉贩子涨我也涨，棉贩子跌我不跌。第二条：合同有效期五年，五年之内我每年都来收，不来的话你们拿着合同去法院告我。第三条：运费我来出，你们只管把棉花交到村口的装车点。第四条：现款现结，棉花上车，钱就付清，不打白条。
　　
　　每念一条，他就停下来问一句“这条大家觉得行不行”。下面有人会提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棉花质量不合格怎么办”、“遇上大灾年你收不收”、“你要是破产了我们找谁去”——陆建设一个一个回答，不是打官腔，而是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质量问题按标准验货，达不到标准的按次品价收；大灾年棉花减产，按实际产量调整合同数量，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他真的破产了，合同自动终止，棉农自行卖给其他人，不会有任何损失。
　　
　　他回答问题的态度让在场的棉农印象很深——不打官腔、不画大饼、不避重就轻。有不懂的问题他直接说“这个问题我现在答不上来，但我回去查清楚之后写信告诉你们”，而不是胡编一个答案敷衍过去。这种坦诚在棉农们看来比任何花言巧语都有说服力。
　　
　　会开了将近两个时辰，教室里烟雾缭绕，搪瓷缸里的茶续了三遍，最后刘长河站起来做了个总结，让大家投票表决。表决的方式很简单，同意的举手。二十多个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有的是立刻举的，有的是犹豫了一下才举的——犹豫的人不是不信任陆建设，而是在心里算了算自己家的棉花产量和未来五年的生计，算完了才举手。他们知道这一举手不只是签一个买卖合同，而是把自己未来五年的棉花收成都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路年轻人。这个决定需要的勇气比陆建设想象的要多得多。
　　
　　全票通过。陆建设站在讲台前，看着满屋子举起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的汗，是如释重负的汗——他做到了。五百里路，两天两夜的汽车，三天走村串户的奔波，五毛钱一晚的隔板房，无数根自己卷的纸烟，终于换来了一份五年的棉花直采合同。
　　
　　会议结束后，陆建设跟刘长河单独坐了一会儿。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刘长河把搪瓷缸里的茶根倒进墙角的一个搪瓷盆里，那盆里已经积了半盆发黄的茶水，是刚才续杯时倒掉的陈茶。他说：“小陆，我给你讲实话。大家伙同意跟你签合同，不光是因为你的价格好、条款公道。还因为你这个人让他们觉得踏实。你说话不绕弯子，答不上来的问题就说答不上来，不糊弄人。这年头，不糊弄人的人太少了。”
　　
　　陆建设点了点头，没有谦虚推辞，而是认真地接住了这份评价：“刘支书，我不糊弄人，是因为我被人糊弄过。我知道被人糊弄是什么滋味。所以我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做到；做不到的事，我不答应。”
　　
　　刘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手势跟很多年前郑传福拍他的时候一模一样——不重，但很结实，像是一块砖头砌进了墙里。
　　
　　接下来的七天，陆建设跟着刘长河跑了四个村子，走访了三十多户棉农，签下了四百亩棉田的供货意向。每到一个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地去看棉花——看棉株的长势、看棉桃的炸开程度、看棉絮的颜色和纤维长度。他要确定这片地的棉花能不能满足陆记纱线的品质要求。看好棉花再谈价格，谈好价格再讲运输方式、结算周期、质量标准和违约责任。四百亩棉田的产量大概够陆记用一整年，他再也不用看马采购的脸色了。他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同时有另一块石头升了上来——家里那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排得满满的订单，不知道建梅一个人能不能撑住。
　　
　　返程的路上，他在长途汽车上靠着车窗睡了过去。车在土路上颠簸得厉害，他的头一次次磕在玻璃窗上，咚咚咚地响，但他没有醒，整个人像一捆被放倒的麦子，沉甸甸地靠在角落里。旁边座位换了好几拨人，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他都不知道。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柳沟村，远远看见自家车间门口堆满了棉花包，雪白的棉花码得像一座小山。建梅站在车间门口跟他招手，嘴里喊着什么，但机器太响了，他听不见。他拼命往前走，但腿像陷在泥里一样，怎么也走不快。然后他醒了。
　　
　　醒来的时候车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夕阳把整个平原染成了一片金红色。棉田、麦茬地、远处的村庄，全部笼罩在同一片柔和的光里。陆建设擦了擦嘴角的口水，掏出水壶灌了一口凉水，然后就着凉水啃了半张干硬的杂面饼。饼是四天前他娘烙的，已经硬得像鞋底了，但嚼在嘴里有一股焦香的面味儿，那味道让他想起家里的灶台、煤油灯和他娘在灯下剥玉米的样子。
　　
　　他算了算，出来九天了。再有一天就能到家。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叠签了手印的合同，纸张的边缘被他的体温捂得微微发热。又摸了摸那块“陆记”木板，木板还在，硌在肋骨上，跟他刚离家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把木板攥紧，靠在座位上，重新闭上了眼。这次他没再睡着，只在心里默默地过了一件事：回去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开机生产，而是把那份跟姜有田、刘长河签的合同供在车间墙上的镜框里。那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他自己看的——提醒自己，有一条路，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